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到：“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
百色，是邓小平军事生涯的起点。1929年，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广西，点燃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火炬。广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饮马两江、雄姿英发的“邓政委”，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时刻牵挂老区的“老共产党员”，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带领各族人民走上富裕之路的“总设计师”。
百色起义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本《土地分配登记簿》，向人们叙说着1930年春夏之间发生在右江苏区的那场土地革命风暴。此时，从右江平原到山区各个农场，广大各族农民在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有的正在普查土地，丈量田亩或统计田地块数和产量；有的正在焚烧土地契约，斗争地主、豪绅和反革命分子，并没收其土地；有的给贫苦农民发放土地证，到处是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引发这场风暴的人是谁?“是我们的邓政委!”各族贫苦群众说。
百色起义纪念馆中陈列的《土地分配登记簿》
右江地区聚居着壮、汉、瑶等各族人民。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受土司的残酷统治，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后，这种制度在个别地区仍延存到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土官及其家族摇身一变，变成了地主豪绅。他们依仗旧有的权力，占有大批土地，对农民实行超过经济条件的剥削，地租额达百分之五六十，高利贷剥削利率达百分之二十；向农民摊派劳役；每年每户少则十天八天，多则一两个月，逢年过节要农民送家禽、肉类、果品等土特产，有的还要上山打猎送野味。
石山区瑶胞没有土地和固定的住地，以草棚和山洞为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土地，右江地区农民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反压迫剥削的革命斗争。但都没有获得成功。邓小平组织制订、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发《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受到广大劳苦人民的热烈拥护。
百色起义纪念馆中陈列的《土地法暂行条例》
百色起义纪念馆中陈列的《共耕条例》
东兰、凤山、百色、奉议、恩隆、恩阳、思林、果德、向都、凌云等县乡村，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东兰县的东院、武篆、泗孟等瑶族同胞居住的山村和凤山、恩隆等县一些瑶族村寨，也开展了土地革命。各地在土地革命中，多是采取划分阶级、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办法。少数地方实行共耕方式。
恩隆县仑圩区篆虞乡苏维埃政府把全乡75户田地清理登记。比如，鲁贤一户有田37处，产量15750斤，全家8口人，人均有粮1969公斤。黄正生一户仅35公斤种子的田，全家3口人，人均有粮11.7公斤，两户差168.3倍。用阶级分析条文对照，划定向鲁贤为富农，黄正生为雇农。雇农黄正生分到3亩多土地后，激动得流了眼泪，说：“我家祖祖辈辈没有土地耕种，只有共产党红军、邓政委才使我家有今天。我要永远记住共产党的恩情，把土地种好，多打粮食，支援红军。”
“东兰县东里屯共耕社粮食大丰收啦!”8月，一位来自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参加平马干训班的干部向邓小平报告了这一喜讯。东里屯共耕社由于全体社员共同努力耕作，施足肥料，耙、耘田两次，修水利保证水稻田灌水，取得粮食15万余公斤的好收成，平均每人分得粮食300多公斤，还留5000多公斤作公粮。“东里屯共耕社全体社员要我向邓政委表示衷心的感谢呀!”这位干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双手。“这都是革命的丰硕成果!”邓小平对在场的张云逸等领导说，“大家都出了大力，今后我们还要努力，坚持革命道路，在更多的地区开展土地革命。”
本文：选自《邓小平百色起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