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云逸大将戎马一生，他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军事生涯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功勋卓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军衔。
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百色起义，是他辉煌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参与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担任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长，是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各族群众信任和爱戴的“张军长”。
抚今追昔，缅怀前辈。让我们通过阅读一系列文章，一起感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理想信念、为国为民的崇高精神，敬仰他“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的风范，学习他“以遂初志，而尽己责”的品格，走近被毛泽东誉为“模范的共产党员”的张云逸大将!
第四期：坚定不移的统战楷模
张云逸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一生纵横南北、身经百战，拥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对党忠诚、心系人民，展现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而统战工作是他革命生涯的又一闪光点。
土地革命时期的统战工作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叛变而遭到了失败。1929年春，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直逼武汉。桂系军阀也在武汉集聚重兵，准备对蒋作战。蒋介石利用俞作柏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在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时刻，于3月间通过俞作柏策动桂系军队的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师在前线倒戈。于是，桂系军队顷刻土崩瓦解，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下野。俞、李由此掌握广西的军政大权。
然而，俞、李并不想让蒋统治广西，打算通过战争在广西建立一个脱离蒋、桂军阀控制的独立王国。俞、李在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合作过，认为中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便暗中与中共联系，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甚至还想通过中共得到苏联的帮助。中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委派25岁的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并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先后派出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干部到广西工作。1929年的夏天，25岁的邓小平化名为邓斌，来到了广西，与张云逸等人从广西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使我们党同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实现了合作，推动了广西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时，迅速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争取俞、李开放群众运动，开创了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油画：《邓小平会见张云逸》
作者：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黄菁
现展于百色起义纪念馆
中央派给张云逸的任务，正是开展兵运工作，发展武装力量。
根据中央安排，张云逸到达南宁后，与中共广西特委接上组织关系，并会见了俞、李。在地下党的推动下，张云逸被任命为教导总队少将副主任。主任由中共党员徐开先(原第二十四师参谋长)担任，他的任务主要是应付俞、李，掩护张云逸的工作，以免他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
教导总队下辖3个营9个连，共1000多人。在《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文中，张云逸回顾了他为把教导总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300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
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则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即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
同时，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使得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更便于教育、争取群众到党里来。
正是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党的秘密组织得到发展，党的力量益发增强，为后来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为后来给四大队输送100多个党员、保证党对四大队的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政治委员会编印的《士兵教育之纲要》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张云逸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对于这支由土匪、民团、散兵游勇变成的成分复杂、纪律极坏的队伍，张云逸等在党的秘密领导下，对四大队采取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迅速地掌握和改造了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掌握大队的领导权，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名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并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到党的组织内，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使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迅速形成。最后是改造部队的成分，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
“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人，面貌焕然一新。”
经过改造的这些旧军队，为发动百色起义积蓄了重要武装力量。193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军事通讯》第二期发表《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指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
抗日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
到了抗战时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在派出周恩来等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相继派出代表赴西北、华北、西南、华南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就双方合作抗日等有关事宜进行接洽，以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此形势下，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1937年5月中旬到达香港，在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
因为张云逸的革命经历，与桂系交往比较多，在国民党内积攒了广泛的人脉，派张云逸到华南来做统战工作，无疑是最合适的安排。
粤港地区旧貌
张云逸到达香港后，首先与设在九龙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头。在这里，张云逸见到了云广英、陈英夫妇及南临委的负责人薛尚实等同志，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和中共中央当前的方针政策。薛尚实等则向他介绍了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有关情况。
除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外，国民党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也在香港设有常驻代表，负责桂系与各方政治势力的联络工作。对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张云逸并不陌生。1933年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的军事联络员，在处理福建事变的过程中，同他们打过交道。此外，在来香港之前，张云逸就同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有过接触，对于桂系的政治主张也有一定的了解。这是张云逸在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
在九龙安顿下来后，张云逸先后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及桂系三方代表取得联系，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达了中共愿与各方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立场。三方代表均表示拥护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为深入交换意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推动全国抗战的早日实现，张云逸几次召集三方代表举行四方代表座谈会，就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磋商。
在香港工作期间，张云逸派人赴广西与刘仲容取得了联系，告知不久将到桂林代表中共中央回访李宗仁。而李宗仁、白崇禧得知张云逸已抵达香港，立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尽快来广西晤面。
张云逸通过在香港的活动，在初步了解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及桂系的有关情况后，确定了“第一步以桂林为中心，推动其他方面工作;第二步以广州为中心，向福建发展”的工作方针。同时，张云逸接受了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决定尽快赴广西，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并指示南临委配合云广英在香港、广东开展有关方面的联络工作。工作部署完毕后，张云逸带着秘书罗理实由香港乘船赶往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对张云逸的此次访问非常重视。为确保张云逸的安全，李、白令王公度安排接待。王公度是当时桂系内部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曾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和广西省政府委员等职，集组织、政工、青训等大权于一身。根据李、白的指示，王公度立即对张云逸访桂的接待工作做了严密而周到的安排。
1936年6月初，张云逸与秘书罗理实在王公度的安排下抵达桂林，6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初次会谈。
当时广西的文武官员思想比较混乱，有的对抗战缺乏信心，有的高级将领对蒋介石会不会参加抗日表示怀疑，有的认为蒋介石已停止“剿共”，很有可能会抽出兵力来压迫地方势力，广西应对付新的蒋桂战争。李宗仁、白崇禧也说：“蒋介石不可靠，我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
会谈中，张云逸对当前国内外局势进行了分析，指出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张云逸还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日本侵略者是一定能够被打败的。
李、白二人在会谈中表现出了积极的抗日情绪。他们同意张云逸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赞成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对外。
张云逸领导华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时的来往电报
6月15日，张云逸与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在此会谈中，李宗仁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方针，并约请张云逸与他的几个高级干部就如何巩固国内的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和促成全国抗战，以及如何修复与蒋介石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并拟出有关方案。张云逸还与李宗仁商定，此方案一经各方确认同意后，即根据该方案分头进行联络工作。在李宗仁的引见下，张云逸还结识了四川军阀刘湘的代表张斯可，并邀其一起参与合作抗日方案的讨论。16日，张云逸致电中共中央，请示与桂系拟定合作抗日方案的方针。
张云逸同桂系和四川代表所进行的联络工作，很快为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察觉。蒋介石下令要其在桂林的特务密切注视张云逸的活动，并加紧拉拢、分化桂系集团，扶植桂系内的亲蒋势力，阴谋破坏我党同桂系的统战关系。而在桂系的一些高级官员中，如黄旭初、潘宜之等人，也以“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为借口，反对同我党联合抗日。
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张云逸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耐心地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同桂系和四川代表会谈时，坦率地指出：
“在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各个地方实力派只有以抗日民族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以军阀政策与蒋介石比前后，只有失败。我们联蒋抗日，也只有在抗日与民主的道路上去推动，蒋介石如挑动内战，不仅无益，在全国人民面前也是通不过的，是不可能办到的。”
张云逸经过的艰苦工作，同桂系、四川方面的代表反复磋商，于6月下旬拟定了联合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的主要要点是：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召开国防会议，充分接受各方抗日领袖主张，树立抗日旗帜，扩大抗日宣传，开放民众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开展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各抗日力量彼此应团结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企图。
这个纲领草案的内容是符合实际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毛泽东收到张云逸的报告后，即在6月26日回电，予以充分肯定。他说，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这份纲领是张云逸对广西、四川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目的在逼蒋抗日。尽管由于全国抗战的爆发，该纲领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李宗仁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立即约见张云逸，探询中共方面对事变的态度和主张。张云逸据实以告，并向李宗仁建议，广西方面也应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全国民众表明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
虽然桂系赞成中共方面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和主张，但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此时是否愿意抗战仍心存怀疑。为使桂系尽快与蒋介石就团结抗日一事达成谅解，以利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继续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在与李宗仁会谈时，张云逸扼要地向其介绍了华北方面的情况及蒋介石当前的态度。张云逸特别强调：此时各方任务在于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面真正地准备自己一切抗日救亡的步骤，并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一道去做。现在是中国存亡之紧要关头，又是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彻底转变政策的关头，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上述之总方针，只有这样全国力量才能凝聚起来，共御外侮。李宗仁表示同意张云逸的意见。对于白崇禧的争取工作，张云逸回忆时说道：
“我初对白谈话，他表示冷淡。在卢沟桥事变中我依中央指示写二次信给白(他在南宁)提出具体办法，表示好些。他曾公开对大众报记者说，共产党主张拥蒋抗日很对，他将入京时亦找我询问意见，我所提出意见他都满意。”
在推动桂系参加全国抗战的同时，张云逸还积极开展对四川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刘湘的争取工作。卢沟桥事变后，张云逸将中共中央及红军诸将领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交给刘湘在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并建议四川方面应与中共及桂系采取一致的立场。刘湘非常赞同中共方面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并致电邀请张云逸入川，共商合作抗日事宜。为推动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云逸也曾考虑入川，亲自做刘湘的工作。但四川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内部关系比较复杂，短时间内统战工作恐难以取得成效，而张云逸去四川又不能待得太久，于是他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央再派一个得力同志入川。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李一氓去做刘湘的工作，继而又派罗世文常驻四川，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刘湘保持联系。同时，刘湘也派出代表常驻延安。就这样，通过张云逸的牵线搭桥，中共方面与刘湘方面建立起了正式的联系。
张云逸在广西的工作基本完成后，根据党的指示，准备赴广东，做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的统战工作。
由于李宗仁从中牵线，张云逸到达广州后很快就与余汉谋取得了联系。张云逸最初的计划是以余汉谋为主要对象开展工作，通过争取余汉谋来推动整个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但由于广东国民党内部有派系斗争，广东国民党当局甚至不太欢迎他的到来，余汉谋因广东国民党的“粤余”和“中央派”两派的关系，不敢与中共有联系。
为了打消余汉谋的顾虑，张云逸决定转变工作方式，先做广东国民党“中央派”的工作。在取得“中央派”的支持后，张云逸又与其派出的代表一同去见余汉谋。余汉谋见有“中央派”的代表一同前来，心里有了底，对张云逸的态度也好了些。张云逸趁势就合作抗日的一系列问题与粤方展开谈判。在谈判中，张云逸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粤方赞同国共合作，实现民主和抗战，停止对中共闽粤边游击区及红军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后经张云逸多方做工作，余汉谋才表示同意与中共方面合作抗日。
就在张云逸奔走于香港、桂林、广州等地做统战工作的同时，国共两党终于就红军主力改编等问题达成协议。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侨胞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
自1937年9月下旬起，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广州市区及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华南的形势日渐紧张。在此形势之下，张云逸经过谈判，使广东国民党当局陆续释放了大部分政治犯，并同意开放民众的抗日运动，允许中共方面派人参加，余汉谋还同意中共方面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在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采办军需物资、介绍青年到延安学习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张云逸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称赞张云逸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直接打交道的我党高级将领之一。也正是因为他的经历，他注重运用统战工作，善于做统战工作，经常把统战工作发挥到极致，为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也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闪光点。
